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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明皇不作苞桑计（第31页）

也就是说，他们用了二十四年之功，却很可能只是完成了“治表”的任务而已！

石越和潘照临说了这么多，其实简单来说，他所讲的，就是宋朝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因为知识下移、技术进步，导致了士大夫阶层、商人阶层、市民阶层三个阶层的同时崛起。其中士大夫是统治阶层，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高效稳定的文官政府，而这着重要解决的就是与军队的关系、政党政治，以及如何兼顾公议与效率——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此前宋朝的士大夫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各个方面，都做得不够理想，石越努力了这么久，其实也就是勉强为宋朝找到了文官政府与军队关系的那个平衡点，并且为政党政治充做润滑油，打下了一些好的基础，没让他们一开始就把事情搞砸。

至于商人阶层与市民阶层的崛起其实是一件事情，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阶层，但是如果没有商业的繁荣，城市居民的数量就不会大幅的增长，如果说汉唐的统治基础是自耕农，自耕农不破产，国家的统治就能维系，那对宋朝来说，其统治根基却是由商人、市民、自耕农三者共同组成，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汉唐也有商人与市民，但这两个阶层在国家的经济结构、人口比重中，相比自耕农来说完全是无足轻重的，但在宋朝，三者却已然可以分庭抗礼。

也正是因为这两个阶层的崛起，导致宋廷需要更多的官吏进行治理，治理自耕农与治理商人、市民需要的官吏数量是完全不同的，于是就导致了官员数量的激增，同时，这两个阶层的崛起，也导致了宋朝需要更多的法律、政策来解决新的问题。宋朝的法律非常繁密，而这些繁密的法令，基本都是一些临时颁发的敕令，遇到新问题就颁个敕令，然后过一阵时间就整理一下，从来没有系统性的、规范性的立法，也没有真正有针对性、有目的性的立法，但就是这样，也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法令相当严密的程度。宋朝的士大夫也都非常清楚，本朝就是重法令、任法，并且这种任法也不同于秦朝的任法，然而，他们却没有弄明白宋朝为什么要任法，为什么要讲法治？因为“任人”的政治，治理自耕农为主的国家，当然不成问题，但要治理一个商人、市民阶层崛起的国家，却根本不可能做到。他们只是根据需求，被动的做出了选择。但在这种情况下，法令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不但如此，一些士大夫还将这种混乱归咎于“任法”的国策，试图向汉唐盛世中学习成功的历史经验，结果自然只能进一步加剧这种混乱；还有一部分士大夫则坚定的相信自耕农才是国家强大的关键，试图将宋朝扳回到汉唐的成功道路上去，结果当然也是除了添乱以外不可能有任何效果；而即使是比较开明的那部分士大夫，他们大多也只是觉察到大势难以抵挡，所以消极的不做徒劳的反抗，他们所做的一切，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已。商人与市民阶层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但不只是士大夫，整个国家都完全没有做好接受这个现实的准备。

也因此，要推动这些方面的改革，比起石越之前二十余年所做的，要困难得多。

熙宁以来，宋朝进行的改革，在士大夫中间，其实都是有共识的。主张变法的新党自不用说，旧党其实也同样想要变革，所谓的“旧党”，本身就是庆历年间的改革派传承下来的，旧党反对的只是新党的变法，他们与新党，只是在变法的方向、方式、程度上面，有着极大的争议。如果从儒家的角度来说，新党主要是接续古文经学派的遗绪，旧党则主要是今文经学派的传承，儒家这两大学派从西汉斗到宋朝，虽然早已经不再泾渭分明，许多人都以为在宋朝已然没有今古文之争，但这持续千年的斗争，仍然在不那么明显的影响着宋朝的士大夫们。因此，新党与旧党之间，对于变法，从思想根源上，就存在着冲突。但是，三冗的问题，财政的困局，对外的不振，无论新党、旧党，都是想要改变的。需要变革的共识，在士大夫间，还是普遍存在的，在哪些方面需要变革，这个共识，也是同样普遍存在的。

有了这两个前提，石越便有发挥的空间，小心翼翼的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公约数，妥善的处理与两党的人际关系，身段柔软一些，用上一些权谋，再加上一些运气，虽然并不容易，但终究还是成功了。

但二十四年后，石越指出来的这些问题，想要推动改革，却要困难得多。

即使在士大夫中间，也只有最优秀的那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才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连石越都是慢慢的、逐步的发现这些问题的，遑论他人？

思想上完全没有任何准备，在一些问题上，可以预见，士大夫中间会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甚至是一边倒的反对，即使以石越如今的威望，想要变革，也不可能得到什么有力的支持。哪怕是所谓的“石党”，石党之所以为“石党”，是因为他们认可石越的理念，但如果他们不认可、不理解、不接受了，一件两件事情，也许还会因为石越的个人威望习惯性的支持，多了的话，这些人就可能不再是石党了。

但这些事情，却也不是完全做不成。如果是完全没希望的事，石越也不会有所遗憾。

在绍圣七年，这些事情，虽然并非成熟的时机，却也已然有了一些可供播种的土壤。

比如政党政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人们对于党派的存在，已经习以为常，朝中党派的存在，也已经半公开化。而三党的关系，也不是你死我活，只要能够构建出一种合适的理论，就可能推动政党政治再向前迈进一大步。

又比如法令，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任法”的现实，而且都对繁杂混乱的众多法令感到不满，如果石越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以解决法令混乱繁杂的名义，亲自主持修订一部法典，也不是没有可能来一次瞒天过海、移花接木，搞一次静悄悄的大变革。无疑，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以及足够多的人材，靠着石越一个人，是编不成一部法典的。因此，若想做成这件事情，需要很好的时机，合适的外部环境，以及想办法得到一些重量级宰执大臣的支持……这并不容易，但却不是没有可能。

而所有这些事情，只要任何一件能够做成，其影响都将无法估量。

虽然潘照临的认识不可能这么清晰、深刻，但如他这样聪明的人，对很多事情，往往都有常人难以企及的直觉，只是凭着直觉，他就已经能意识到，这些事情，哪怕做成一件，其影响，都可能不逊于收复燕云！

一念及此，潘照临忍不住长叹一声，道：“相公识见绝人，吾不如也。”

说完，又意味深长的说道：“相公说的这些事情，我虽不曾查究，但也知皆是千秋万代之事。但其实这些事情，若相公统兵北伐，收复燕云之后，仍可做得。”

石越似笑非笑的睹视潘照临：“不论我是否统兵北伐，先生真的以为北伐成功之后，我还能做得几年宰相？”

潘照临不由又是一阵沉默，他嘴皮动了动，想要说什么，但终究还是忍了下来。

石越又笑了笑，淡然说道：“其实先生也知道，只要朝廷决定北伐，很多事情，便很难再有机会做了。北伐即使成功，收复了燕云，辽人也不会善罢干休，北面的局势不会就此平静下来，而且连年大战，就算无事，也该休养生息一阵，这段时间，也不宜多生事端。恐怕转眼之间，又是十余年，十余年后，我岂能还在两府？”

潘照临看着石越，心中头一次这么犹豫难决，他很想趁此机会，向石越和盘托出自己真正的计划，但是，看着石越，再三犹疑，却到底没有开口。

石越并不知道潘照临在想什么，只是继续说着自己的想法：“其实，这些事情纵然做不成，有点遗憾，也没什么要紧。这种事，便如同为人父母一般，做父母者，总会想着帮子女将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了，子女只需坐享其成便可，但谁又说得清，这于子女，究竟是福是祸呢？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我这二十余年，算是勉强做好了这二十余年内该做的事，来不及做的事情，便当相信后继者自有其智慧。若没有这份信任，我便多做一两件事，亦没什么意义。”

“而且，在我看来，朝廷这次北伐，恐怕未必会如想象的顺利。如今劝谏皇上不要北伐已是无用，但等到辽国再打上几仗，久战无功之后，再劝谏皇上，便能听得进去了，顺便也能让辽人再吃点苦头，正是一举两得。到时候，若我还在两府，便与范尧夫一道，再花个三五年时间，为国家好好的选拔一批人材，替大宋经营一个更好的局势，然后我也就可以安心告病，离开汴京了。我已经写信给唐甘南，托他帮我在杭州觅一处宅院，到时便可举家南迁，在杭州继续做我入仕前的事业，著书立说。”

“如我方才所说的事情，其实不做宰相，也同样能做不少事情。待告病南迁之后，我便召集一群儒生，一同探究思考，也许能够为士大夫治天下与任法治天下，提供一些适用的理据……如此，便算不在汴京，亦不算寂寞。”

说完，又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对潘照临说道：“先生亦不必太过执着，我与先生相交二十余年，如今也算功业粗就，虽不能称尽善尽美，也足以无愧于此生了。先生何不效法子柔，多置良田美宅，娶几位娇妻，再生几个子女，尽享天伦？人生如朝露，又何须自苦如此？”

潘照临没料到石越竟然会劝他功成身退，学陈良一般享受荣华富贵，一时间不由愕然，过了好一会，才哑笑失笑，摇头笑道：“陈子柔大智若愚，其实比我要聪明得多。不过人各有志，他那样的日子，我终是学不来的。”

话已至此，潘照临也知道他这次来见石越的目的已经失败，再多说也无益处。虽然过程有些出乎潘照临的预料，但这个结果他其实也早有心理准备。因此，他心底里，倒也并不算多么气馁。他筹划已久的计划，更不可能就此放弃——实际上，与石越的这番交谈，反倒让潘照临更加坚信自己要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石越虽然已在筹划着退隐的事情，但潘照临却并不相信事情会如石越设想的那样发展。所谓形格势禁，最终，石越仍将不得不回到他所计划的轨道上来，只不过换一种方式而已。

因此，潘照临便也闭口不再谈北伐的事情，只是与石越叙些汴京、河北的趣闻秩事，便仿佛这根本就不是他特意前来河北会见石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