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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明皇不作苞桑计（第30页）

潘照临忍不住还是追问了一句：“连折可适出任武选司郎中都准了？”

石越点了点头，笑道：“武选司掌管着五品以下武官的磨堪选任大权，武举亦由其负责，乃是兵部第一司，出任武选司郎中必须换文资，折遵正武资为正五品上，换成文资为正五品下，资序正好合适……”

潘照临却是不由得一声长吁，摇了摇头，发出一声苦笑：“折可适越转定远将军才几天，便可做武选司郎中？看来，皇上已经做好相公不统兵北伐的准备了。”

说完，他又神情复杂的望着石越，连连摇头，叹道：“可惜！可惜！”

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石越不由问道：“这又有何可惜？”

潘照临叹道：“举数十万之兵，北伐幽蓟，收复汉唐故郡，此乃何等功业？！这是百余年来，天下英雄豪杰，无不朝思暮想之事，相公二十余年之功，不正为此？奈何事到临头，反失之交臂，与他人做嫁衣裳？”

他话中遗憾、失望，无不发自肺腑，说完这番话，整个人都变得十分沮丧。

见石越不以为然，又说道：“相公苦心经营二十余载，若得亲自率军收复燕地，亦可算功德圆满，他事又何足道哉？且于相公而言，不但可以趁机修好与皇上的关系，相公的声望，亦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顶点，相公亦可当之无愧的成为大宋开国百余年来第一人……”

石越笑道：“吾如今声望，亦已不低，月盈则亏，又何必做什么第一人？”

“非也，非也。”潘照临头摇得波浪鼓似的，“相公莫要以为率军击退契丹，便如何如何。须知人心善忘而易变，假使有人收复了幽蓟，那么相公击退契丹的功业，相形之下，也就不过如此了。旁人不会记得相公击退契丹的艰难，反倒会觉得，这等事业，换成旁人，也照样能成功。除非是北伐失败，世人才会重新记得相公的功业。但以今日的形势，北伐又如何会失败？”

说完，又是怅然慨叹：“可惜！北伐之事，皇上本是瞩意相公，以时势而论，除相公本也不做第二人想，然这等事业，相公不做，倒白白便宜了章惇、王厚辈！”

石越却是没想到潘照临会如此失望，竟至有几分失态。

他不由摇头劝道：“先生又何必如此耿耿于怀？天底下的事业，难道要由我一人做完？况且常言道功高震主，某若真的继续出任北伐主帅，也未必是好事。”

见潘临照仍然是怏怏不乐，又说道：“人贵知足，知足则常乐。某本来是反对北伐的，如今北伐已成定局，某不必再想方设法阻止皇上北伐，做那个挡皇上道、招皇上厌的人，其实便已是赚到了。再者说，先生以为我还能在两府呆多久？市井小民，都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原本也不可能一直做宰相，又何必在意这些虚名？”

这些话，石越一半是劝慰潘照临，一半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他看了看潘照临，又自嘲似的笑道：“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憾事，不过，我之憾事，却无关那北伐的功业……”

潘照临感觉到一丝希望，凝视石越，问道：“却不知相公之憾事为何？”

石越摇了摇头，苦笑了一声，叹道：“我自熙宁二年至汴梁，二十余年矣！这二十余年时间，也算是做了不少事业，亦帮着我大宋立了下一些规模，然便如古语所云——善始者不必善终，到底还是有一些要紧之事，我还没来得及做。”

“却不知是何要紧之事，在相公看来，竟比收复燕云更加重要？”潘照临带着几分不解，又带着几分不以为然的问道。

“这几桩事，在我看来，的确远比收复燕云更加重要。”石越没有理会潘照临语气中的讥讽，认真说道：“因为这些事情，涉及到本朝的立国之本！”

“先生当知，我大宋立国，迥异于汉唐，然其中最为根本之不同者，却不过两件事而已。其一为汉唐建国，天子皆是与军功贵族及地方豪强士族共天下，而本朝却是与士大夫共天下；其二则是汉唐治天下任人，而本朝治天下，专任法，我大宋自太祖、太宗皇帝始，天下之事，事无大小，一听于法，此亦与汉唐大异也。”

“而这两件事情，不但是我大宋的立国之本，更是天道运转使然，顺之者昌，逆之者必亡。譬如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便是因为士大夫之兴起，乃是天数。便如世人皆以为是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使儒术昌盛，却不知至汉武之时，百家衰微，已是穷途末路，而天下凡识字之人，却皆是自儒生处启蒙，儒术大兴，本已是无可阻挡，汉武亦不过顺天应人而已。本朝之事，亦大抵如此，前唐开科举，已然打破门阀士族之垄断，至本朝，印刷之术昌盛，五经不再操之经师之手，天下英杰之士，无论贵贱，莫不戴儒冠、诵儒经、为儒士，当此之时，若人主不与士大夫共天下，则覆亡不过旋踵间矣。故我大宋历代重文治，亦不过是顺应时势而已！人主欲治天下而与天下英杰之士为敌，天下可得而治乎？此亦秦所以二世而亡也。”

“故此，当今之世，不同于古。今人主若不与士大夫共天下，则无论再如何聪明睿智，亦绝不可能保长治久安，宗庙倾覆，亦是迟早之事。然而士大夫治天下，亦有三弊！”

“此三弊，其一曰好议论，其二曰好结党，其三曰忌武人！”

“因其好议论，故本朝政事，凡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允于公议，则难以施行，而亦因此之故，又常因议论纷纷难定，延误时机，甚至白白荒废事业；因其好结党，故自仁宗以来，士大夫常以政见不同，各成朋党，互相攻讦；因其忌武人，故本朝以文御武，将从中御，武将地位卑下，军将无奋勇之心，每遇外敌，十战九败，遂成积弱之势。”

“此三弊亦并非不能更革，去弊存利。只不过是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乃前代未有，故国家制度，自然亦不可能尽善尽美，遂有此三弊存在。然要去此三弊，亦非易事。我以二十余年之功，亦不过除其第三弊而已！”

“至于好议论与好结党，我却只不过是稍去其弊，远未根除。”

说到这里，石越又是长叹一声，继续说道：“其实这三弊，当世有识之士，亦多有论及。如结党事，欧阳修作《朋党论》，便是尝试解决，此后论之者不绝；好议论一事，苏子瞻亦曾写文章论及，以为人君者，乃是天下公议之主，理当以公议为是，大程更是曾经公开吁请朝廷设立延英院，延揽四方贤士，专门详定政事、讨论典礼[260]……”

“但总而言之，忌武人还有不少士大夫认为其弊不小，而好议论与好结党二事，士大夫却大多不以为弊，故此，想要更革，更加困难。熙宁年改制，我力主设门下后省，便是为了稍抑其弊。但真要说彻底解决，至今我也没有把握。”

“而且，此二弊亦并非我一人之力可以解决。这天下，说到底是士大夫的天下，若士大夫中未先有一定的共识，我纵然做再多的事，也只是徒然。但若能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仍然能够做一些事情。”

“比如大程延英院的设想，我便有一些构想，可以稍加修改，若能得以施行，应当能起到不错的效果，但如今朝廷既要北伐，我便是仍做宰相，亦难以进行大的更革。等到北伐结束，我也该差不多要罢相了，此事终究只能抱憾。”

石越苦笑着自嘲的摇了摇头，又说道：“此外如本朝专任法治，与汉唐不同，亦有其因。苏子瞻言任人任法之利弊，谓任人而不任法，法简人重，任法不任人，则法繁人轻。某亦曾经编修敕令，深知本朝法令严密，远非汉唐可比，可称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有法待之，法严令具，无所不有。在本朝做官，不同于汉唐，士大夫若不知条贯律令，则必为滑吏所欺，甚至与傀儡无异。士大夫中，亦颇有欲复汉唐故事者，然终不可得。盖因如今天下之大势，一趋于法，欲一切反之于任人，此虽天地鬼神不能易矣！”

“这并非是因循苟且的托辞。本朝之所以专任法治，实是因为本朝立国之势与前代不同。本朝立国，不禁兼并，不抑商贾，商业发达，商税甚至重于两税，而坊市人口，亦远超汉唐，城市之内，不立坊墙，若说汉唐是以自耕农户为国家根本，自耕农户兴盛则国家强盛，本朝却并非如此，对大宋而言，坊郭之民[261]能否安居乐业，与自耕农户同等重要，甚至尤有过之。商业兴盛，坊郭人口繁滋，若不专任法治，那除非所有官吏，皆贤明似圣人，否则天下必然大乱。是以本朝专任法治，亦不过是顺应大势而已。”

“但也正因如此，朝廷的一切条贯敕令，都并非是深思熟虑后设计颁行，不过是施政之时，遇到某事，事后便补上一条法令弥补，如此这般，全是东缝西补，因事而设，日积月累，遂成规模，号称严密，却并无章法。法令前后矛盾，互相抵牾者也所在不少。而且，大多数士大夫也并未真正意识到本朝与汉唐不同之处，极少有专门立法，以令坊郭之民兴旺，保障商业发展，大多数立法，完全是被大势推动，被动而为。即使是那些有利于商业之法令，立法之初衷，亦不过为了增收税收而已。”

“此外如本朝法制，州郡以上，已然远胜汉唐，然县以下，却仍旧因循前代，实际弊端，反又超过汉唐。其根本之原因亦在于此，因为州郡以上，坊郭之民繁滋更加明显，因应这种变化，司法制度亦不得不随之完善，而县以下，仍是汉唐之世，便依旧用汉唐之法。然汉唐各县，实为本县贤达自治，县令长吏，多有贤士，而本朝英杰之士，咸聚于州郡，朝中英材，亦多居州郡为知州、通判，故此本朝县治，反不及汉唐。”

“这一切弊政，某早欲有所更革。熙宁间某所见不及于此，且既要调和新旧两党，又要解除西北边患，亦无暇顾及，绍圣以来，先有交钞危机，又是封建诸侯，好不容易安稳一阵，又遇辽国南犯，六七年间，竟然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如今更不用提。”

说到这里，石越凝视着潘照临，道：“先生，平心而论，你不以为这些事情若能得到推动，不比收复燕云，更加重要么？”

潘照临神情复杂的沉吟了许久，他本是聪明绝伦之辈，也自负智计无双，然而，石越说了这么一大通的话，却都是他从未想过的。但以他的智慧，虽然以前虑不及此，如今听石越说出来，便也马上意识到，石越所说的，恐怕还真是切中宋朝的要害了。

他想起熙宁年间初见石越，他也曾经与石越讨论时弊，当时二人针对的是冗兵、冗官、冗费等等问题，二十余年来，对症下药，宋朝也的确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在潘照临心中，的确是以为改革已经取得成功，宋朝已然中兴。

但二十四年后，再与石越一席谈话，潘照临却突然生出一种感觉，他们二十四年的努力，其实也只是完成了一些初步的改革，当年所谓的冗兵、冗官、冗费等时弊，其实可能只是表象而已，石越今日所说的，可能才是宋朝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