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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明皇不作苞桑计（第22页）

小皇帝的这个表态，却是让其余几人都暗暗松了一口气。要知道高太后的葬礼，是比照皇帝规格进行的，否则就不能称为“山陵”了，除山陵使外，还有礼仪使、卤簿使、仪仗使、桥道顿递使以及按行使等等差遣，除了按行使是内侍陈衍早已确定外，其余四使，基本上都得是朝廷重臣充任，规格低一点就是寺卿、侍郎之类，规格高一点就是尚书、学士、中丞了，在场之人，除了韩维和范纯仁，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没份。

谁也不想失去自己现在的地位，哪怕是暂时的。

但赵煦的话，却无法让范纯仁满意。皇帝的意图已是昭然若揭，他坚持让石越出任山陵使，显然也是为了防止节外生枝。为免石越回京后反对北伐，甚至凭他的影响力逆转局势，便干脆再将石越支出汴京，等到石越从巩县归来，生米已然煮成熟饭，便是石越也无可奈何了。除此以外，皇帝如此安排，恐怕多多少少也有安平一案的原因，皇帝对于石越，绝不似他嘴里说的那样，毫无猜忌。

但他即使知道又能如何？

皇帝在北伐一事上，已经得到吕大防的支持，这意味着旧党已经不可能协调立场，齐心协力反对北伐。而且，范纯仁心里面也明白，恐怕这一次，吕大防才是真正代表了旧党大多数人的意见。旧党诸君子通常是反对战争的，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会反对所有的战争，只是大多数时候，他们会认为战争对生产的破坏性太大，而且不可预测的因素太多，因此，他们通常宁愿谨慎一点。但即使是旧党诸君子，也不会排斥一场看起来几乎是必然取胜，并且能够获得许多好处的战争。而眼下的北伐，看起来就是这样一场战争。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吕大防一直心存疑惑，但当得知高丽出兵、折克行突围成功之后，态度便突然转变的原因。

而且，范纯仁大概也能猜到吕大防一些别的心思。

既然已认定这是一场没什么风险的战争，对国家的利益不会造成损害，那么，身为旧党的领袖，他就有必要多为旧党算计算计了。小皇帝已经开始表露他的喜好，没有哪个旧党会希望小皇帝喜欢新党而讨厌旧党，哪怕旧党现在再强势，天子的喜好，也可以改变这一切，难得有不违背原则又能讨好皇帝的机会，吕大防当然不肯放过表现的机会，就算不能让小皇帝喜欢旧党，至少也希望他不要将旧党视为绊脚石。

而一举多得的是，虽然以前新党才是旧党的主要敌人，而石越则是旧党的盟友，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吕大防、刘挚以前就已经流露出这样的心思——新党已经不再是旧党的主要竞争对手，快速壮大的石党威胁更大，尤其是在安平大捷之后。而他二人的区别，是刘挚对新党与石党都抱有敌意，而吕大防对新党的态度则在不易觉察的趋于温和。

果然，这一次吕大防便毫不犹豫的与许将短暂结盟了。

而他会如此不加掩饰的与自己针锋相对，显然也是因为他心中的不满。这不满的根源，多半正是由于自己对于石越的支持。毕竟，所谓的“旧党”，也不过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是对一群政见相近的士大夫们的泛称而已，这并不是什么一辈子的标签，范纯仁过去是旧党，但如果他的政见发生变化，甚至已变得与石越的政见更相近，而与大多数旧党有所差异，那范纯仁究竟还是不是旧党，这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绍圣以来，这种在不同党派中偏移的事情，也渐渐变得多起来。

因此，范纯仁也能感觉到，吕大防恐怕也是在用这种方式警告自己。

这也可以算做是刘挚罢中丞后的后果之一，如果刘挚还在的话，吕大防顾及到刘挚，断然不会如此公然和许将站在一边。虽然当刘挚还是御史中丞的时候，范纯仁对他的许多行为也多有腹诽，但当他离开之后，范纯仁才真正意识到他的重要性。

不过此刻再想这些，已无意义。而他即使知道吕大防的心思，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范纯仁虽然性格温和，但他同样也有自己的坚持。只是他认可了是正确的事情，他就一定会坚持到底，绝不会无原则的退缩、妥协。

这也是他和韩维不同的地方，也许韩维曾经也如此坚持过，但现在的韩维，已然是老态毕露，多了许多的算计，却少了应有的坚持。虽然范纯仁依然尊重韩维，但是，他也从来没有想过会成韩维那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

这也让范纯仁在这崇政殿中，显得如此的孤单。

无人在意范纯仁此刻在想什么。韩维虽然有意帮石越最后一把，但他已无能为力，既然皇帝已经许诺让石越接任左丞相，那这样的安排，在韩维看来也可以接受了，别的事情，就不是他需要操心的了。吕大防、许将更是非常满意，石越将拜左丞相本来也是意料中的事情，皇帝想出这样的办法支开他一段时间，在二人看来，便已是很大的胜利。韩忠彦倒是有意再替石越说几句，但是他也感觉到了安平一案对于皇帝与石越关系的影响，皇帝既然还是愿意让石越做左丞相，那似乎也不该逼迫皇帝过紧，以免招致皇帝的反感。至于李之纯，他只是在庆幸这一切没有沾到自己身上，而且原本他这个御史中丞是有很大可能要出任仪仗使的，他从上任开始就担心自己这个御史中丞很可能就只能做到高太后归葬山陵之止，现在听到还有机会继续做下去，心中的惊喜几乎无法掩饰。

但小皇帝依然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战果，见众人都已接受山陵使的安排，又乘胜追击，顺势抛出最后的议题。

“太皇太后山陵使之安排，便姑且先如此议定，其余使者，待石越与李清臣回京，再行商议不迟。今日召见诸公，尚有最后一事……”

他一边说着，一边朝庞天寿使个眼色，庞天寿赶紧抱起一大堆的奏状，摆到御座前的御案之上。

赵煦指着堆得高高的奏状，淡淡说道：“这些都是御史弹劾苏辙的奏状。”然后又拿起最上面的一封，说道：“这是苏辙自请出外的奏状。”

“御史所言除了此前王巩一案外，多是论其援引朋党、所荐之士多轻佻，与钱庄总社周应芳及在京蜀商往来密切，收受商人捐赠等事。其实都是些捕风捉影、细枝末节的小事，只是苏氏兄弟喜好文士，其门下多是文多质少，入仕之后，往往便得苏辙为之延誉、荐举，此辈言行轻佻，偶尔犯些小错，也是有的。至于所谓收受商人捐赠之事，朕亦已查明，不过是周应芳等商贾看在苏辙的面子上，筹集了一万贯缗钱为本钱，在汴京购置田产房舍经营，以所获利润资助蜀地来京师游学的贫寒士子。御史遂疑商人逐利，周应芳辈无故出资行善，必是苏辙循私，其乃是慷朝廷之慨，为己延誉……这些本不是大事，只是御史交相论奏，苏辙颇不自安，遂坚执自请出外……”

小皇帝轻描淡写的介绍着情况——其实实际情况远比这严重，弹劾苏辙的御史以殿中侍御史杨畏为首，都是得了赵煦的暗示，才肆无忌惮的攻击苏辙。内容更没有他说的那么理性，言辞也远不是那么温和。众御史攻击苏辙在刘挚罢中丞之后，居然不坚持辞相，是贪权恋栈、恬不知耻，称其习纵横家权谋之术，在仁宗朝殿试，就以讲宫禁之事，对仁宗不恭，以讨好执政，枉求直名，熙宁时又一意倾附司马光、石越求进，做到宰执并非自己有何才干，而只是会讨好司马光和石越，又说他喜欢欺世盗名，做参政之后，便对川蜀士子百般照顾，援引朋党，所荐之士，多是才多德寡之人，别的官员资助家乡后进，都是自己出钱，而苏辙自己不肯出钱，却令商人出钱资助川蜀士子，沽名钓誉，使得川蜀士大夫皆以苏氏兄弟马首是瞻，汴京有“蜀党”之名。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辙如果还不坚持自请出外，那也未免太不知好歹了。

但这些内情，殿中众人，连御史中丞李之纯都不知情。因为弹劾苏辙的奏章虽多，但实际参预弹劾的御史只有四人，他们并未知会李之纯，而是独立上奏，其所上奏状，赵煦又基本都留中了。不过杨畏颇会揣测上意，皇帝虽然留中，但他却并不罢休，仍是联络几名御史反复论列，摆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式。外人虽然知道杨畏等人在揪着苏辙不放，但大都以为还是王巩的事情，御史们小题大作，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只要皇帝多表几次态，事情自然平息，便也没太放在心上。

然而杨畏却比众人想象的要厉害得多。他极会罗织罪名，不仅大挖苏辙旧账，而且将攻击的火力集中在了苏辙为“蜀党”领袖之上。其实他口中所谓的“蜀党”，乃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不过是这两年一些汴京人士对在汴京的川蜀官员、士子的戏称而已。这些人分属旧党、新党、石党，其中也有中立派存在，并不是一个政治派系，充其量就是一个川蜀士大夫的同乡会而已。绍圣以来党争并不激烈，各派关系最多就是竞争关系，谈不上敌我矛盾，同乡同籍的士大夫也没必要仅仅因为政见不同，便老死不相往来，乡党的关系网，还是需要维护的，而绍圣间川蜀籍官员以苏氏兄弟地位最尊，两人名望又高，自然便被众人尊为首领。而苏氏兄弟都不是多谨小慎微的人，苏轼的性格尤其不甚讲究，旁人戏称之为“蜀党”，他们也并不当一回事，不但不急着撇清澄清，反而自己有时候也如此自称开玩笑。

杨畏便拿着这一点大做文章。“蜀党”是什么，又没有什么官方解释的，你说是同乡会，我亦可以说你动机不纯，所谋者大。虽然结党也不是什么大事，绍圣以来，朝中的旧党、新党、石党，基本上已是公开的秘密，但那到底是长期被动形成的，王安石不曾主动组建什么新党，司马光也不曾主动组建什么旧党，石越更是至今都不承认有所谓的“石党”。如果苏辙真的在主动结什么“蜀党”，那么，姑且不论这是不是犯了严重的忌讳，至少也已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问题。

而且，杨畏的确也抓到了苏辙的把柄。

虽然这件事情实际上是苏轼做的。在苏轼的牵头下，以钱庄总社为首的一众商行、商社，共同乐捐了一万贯的巨款，在汴京置办田地、房舍出租，以每年租佃所得用来资助在汴京游学的川蜀籍士子。苏轼是不拘小节之人，自然觉得这是一桩好事，也是一桩雅事。因为白水潭学院声望日隆，各地来汴京游学的士子也与日俱增，但千里迢迢来汴京求学，无疑会在经济上给许多人造成沉重的压力，象川蜀的士子出川来京，就算家境还算殷实的士子，也往往要顺路贩卖点货物，以补贴用度。到了汴京以后，生活成本远高于他处，大多也是生活拮据。因此苏轼便牵针引线，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在他看来，无疑是一件好事。但苏轼虽然贵为翰林学士、文坛领袖，周应芳等豪商巨贾却也不可能随随便便拿出一万贯巨款来巴结他，一千万文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弟弟户部尚书苏辙的面子，值得一千万，他一个翰林学士的面子，却值不得。于是这件事情最终还是用了苏辙的名义，苏辙也认可了此事，还写了一篇文章纪念。

这件事情本身，的确是不存在利益交换的。要不然苏辙也不会非常得意，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大好事。周应芳等人出这一千万，也只是为了交个户部尚书府的门槛钱。有过这么一层来往，苏辙对他们有了好感，他们也的确得到了进出苏辙府上的机会。

也是苏辙这十几年来仕途过于顺利，便如杨畏等人所讥讽的，他自从与石越结盟，仕途便是一帆风顺，从熙宁六年同判工部事，到熙宁八年做到工部尚书、参知政事，此后除了一段时间出外做官，大部分时间都是位列执政，特别是自熙宁十七年以后至今，已是做了八年多的户部尚书。这么长时间身居高位，养尊处优，无论是谁，没得意忘形都算不错，绝不可能做到事事小心谨慎，不留任何把柄。更不用说苏辙算是石党，本来就在新、旧两党之间左右逢源，加上绍圣以来，各党之争已大为缓和，他更不可能在每件事上都保持警惕。

但当这件事情被杨畏翻出来后，苏辙便明白自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这就是所谓的瓜田李下之嫌，杨畏固然没有切实的证据，但苏辙要说自己与周应芳等人私下没有交易，又有谁会相信？

赵煦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也颇为巧妙，一方面，他压下所有御史弹劾苏辙的奏状留中，但同时他也不是真正置之不问，而是挑了几份奏状亲自交给苏辙，让他解释。苏辙也已是久历宦海，岂能不知道皇帝是什么意思？

皇帝这是顾全他的面子，让他主动辞职。若是他还不知好歹，那这些奏状必然都会刊登在邸报上，到时候恐怕就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包括苏轼在内，一大批川蜀籍官员都可能会被连累。

因此，他马上就自辩解释，一方面表明自己无辜，另一方面承认自己的疏漏，辜负了皇帝的信任，自请出外。

苏辙能如此知情识趣，赵煦便也不为己甚，又假意慰留，苏辙当然也不会当真，依旧坚请出外。他心里面非常清楚，皇帝这是准备要变更宰执大臣了！现在的宰臣之中，韩维、石越、韩忠彦是先帝钦定的辅政大臣，范纯仁、吕大防是旧党领袖，旧党刚刚罢了个刘挚，短时间内也不便再动此二人，许将是硕果仅存的新党，新党中若没有合适人选代替，皇帝也不会动他，此外李清臣正得皇帝宠信，章惇在河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稍加考虑，苏辙便发现原来自己的位置其实早已经岌岌可危，而自己竟然毫无所觉！

这些复杂的内情，此刻崇政殿内的六人当然也不会知道。

但赵煦开口之后，却也无人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