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巴耶娃。”
护士长的大嗓门在办公室外响起,声音之大,恨不能让医院所有人听见。她笑嘻嘻的走进来,用充满八卦意味的语调嚷嚷着,“那个中国军官又来了,正在外头跟院长聊天。”
圣彼得堡来的未亡人在办公桌后抄录表格,抬了抬头,没兴趣回答什么。她来乌兰乌德三个月了,新环境带来不同以往的体验。
壮实的俄裔护士长走到办公室窗前,朝外头努努嘴,笑道:“喏,他就在下面,手里还拿着鲜花。”
卡巴耶娃朝窗外看了眼。穿军装的中国男人正跟院长谈笑。两人仿佛有所默契,同时扭头对视。
于是女人受惊般缩了回来,低声嘟囔了一声“笨蛋”。
护士长瞧见两人互动,也站在窗前朝下看,对外头的男人摇摇脑袋,说了句,“是挺笨的,追了三个月才学会送花,迟迟不开口求婚。难道要女人主动?”
这话让卡巴耶娃更尴尬,脸都红了。
时间已经快到七月,在乌兰乌德的日子对来自圣彼得堡的地理女老师来说过于魔幻,她一直没想好要如何应对。
四月份时,卡巴耶娃想要回家。
但一个可怕的消息突然在欧洲传来,控制俄国的不同派系发生内斗。
并不占优势的俄共“布”在面临东西两条战线的接连失败后,为稳固政权发动了针对内部的“肃反运动”。
骤然间,整个俄国出现无处不在的政治审讯、报纸上连篇累牍的“间谍破坏”、街头有演戏做秀般的公审、毫无证据和审判的关押乃至死刑。
大批知识分子、富农、小资产阶级、旧贵族和旧军官,全部要接受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冰冷调查。
这种调查很快就变了味,变成政治报复和权力倾轧的工具。原因在于俄共“布”的骨干太少,夺权后高速扩张,接纳了大量投机分子。
连列宁都承认,革命成功后成为俄共“布”党员变成一件毫无风险又有巨大利益的时髦事。很多人根本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却削尖脑袋想混进党组织内。
为了让国家机器继续运行,俄共“布”又确实需要吸纳大批掌握知识、话语权以及社会管理技能的旧官僚旧文人旧军人。
当投机分子越来越多,组织纯洁性大幅下降,沙俄的贪腐和低效再次充斥各个阶层和角落。于是俄共“布”又必须加大肃反力度,剔除混入党内的不稳因素。
俄国人受沙皇专制统治太久,长期处于高压之下。一旦发现要纯洁自身,他们没有太多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只能延续过去简单粗暴的手段。
仅仅过了两三个月,“肃反运动”就扩大化,大城市里每天都有人被逮捕。一旦被肃反委员会抓走,回来的可能性就很低。
一个人若是被捕,他的家属往往也逃不掉。妻子、孩子、兄弟、父母,全部会被列入黑名单,全家被处决的情况屡见不鲜。
社会恐慌由此迅速蔓延,失控的状况逼得大批俄国知识分子外逃,要么向西前往北欧或德国,要么向东前往中国控制的远东。
从四月份开始,气温回升,每天有几百人穿过俄军防线,沿着西伯利亚的城镇道路进入中国占领区。
逃亡的人越多,全俄肃反委员会越是恼怒,于是肃反力度继续加大,又逼得更多的人逃亡。在这个恶性循环下,五月份开始,逃亡到中国占领区的俄国人持续暴增。
现在全世界都大乱,连美国都动荡不休,没有任何角落安宁。
中方还想把远东的俄裔遣送回欧洲。现在可好,俄裔不但没少,反而越来越多。这批人大多有知识有技能,不乏学者和科技人才,是“给路费都不走,只求能留下活命”。
加之他们抵达远东后向当地人传播肃反的消息,讲述逃亡过程中的惨痛经历,把远东的俄裔吓的够呛,反而有利于中方管理。
在军方和帝都部委内部讨论后,只能改变原定政策,不阻止逃亡者进入远东,只是要求登记身份,合理安置。
“肃反”导致卡巴耶娃走不了,她也被小道消息和传言吓的够呛,加之在乌兰乌德的生活其实不差,也就在医院长期待着。
贝加尔湖以东落在中国手里一年半了,虽说处于军管下有诸多不便,可留下的俄裔民众真切体会到不同管理者的差异。
城里要用电,俄国市长折腾多年没弄好。国防军一来就布置后勤设施,供水供电是必须的,顺带也给城市居民提供服务。
当二十兆瓦的火力发电机组运转起来,乌兰乌德的城市生活质量获得肉眼可见的提升。居民能用上些简单的家用电器,连带供暖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