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石越可以肯定皇帝绝不可能罢掉他——就算小皇帝想,他也做不到,在这个时刻,学士院没有人会给他草这样的诏书,两府他也找不到副署的宰相,门下后省更加不可能通过三读……但这种剑拔弩张的对抗气氛,仍然让宣台上上下下都人心惶惶。
石越的待罪自劾札子原本十日晚上便要发往汴京,但范翔与石鉴却自作主张,悄悄的拖了一个晚上,希望能够出现任何转机。
二人一夜未眠,苦苦等待从汴京来的使者,希望事情还有转寰的可能,一直等到次日天明,二人等来的,却是另一道内降指挥!
二人几乎绝望。
直到石越读过这道内降指挥,吩咐范翔写另一封奏章,范翔与石鉴才松了口气。这算是一个小小的讽刺——小皇帝用一道内降指挥,向石越委婉的表示悔意,并重申了他对石越的信任与宣抚使司的权威。二人这才找了个借口,向石越禀报他的待罪自劾札子因为意想不到的差错,没能及时发出去。
三天来的紧张不安,眼见着终于能熬过去了。
但谁也没想到,紧接着这道内降指挥的,是御前会议的一道紧急公文,以及小皇帝的另一道内降指挥。两者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在七月十日,皇帝曾经分别给吕惠卿、蔡京、章楶、慕容谦、唐康、仁多保忠发出手诏,这些手诏的内容,包括允许吕惠卿东下井陉;同意蔡京北上沧州,令他兼领沧州一切水陆兵马,增援霸州;督促章楶兵出雁门;以及命令慕容谦、唐康、仁多保忠要不惜代价,夺回深州。从宫中保留的副本来看,给仁多保忠的手诏措辞犹为强硬,赵煦在手诏中宣称他对仁多保忠逗留不进,观望失机,至有深州之失、拱圣军之败,极为失望。
赵煦在手诏中,委婉的解释他是在收到石越的奏折之前发出的这些手诏,并且表示下不为例,日后定然会尊重石越的指挥权。但是,却绝口不提收回成命之事。御前会议的札子中则说得更加清楚,皇帝已经表示悔意,并且亲口宣示以后绝不会随便乱发手诏,致使令出多门,使河北诸将不知所从,然皇帝亲政之初,所颁诏旨,若是一道道都朝令夕改,会严重影响皇帝的威信,故此仍希望石越能斟酌行事。
御前会议的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也要给皇帝这个面子。石越亦能明白他们的心思——深州已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韩维与范纯仁、韩忠彦们虽然不愿意直接给石越施加压力,以免影响石越的决断,但是,他们心里还是希望石越能够夺回深州的。倘若石越实在不肯对深州用兵,那么他就得另想法子,去挽回皇帝的这几道手诏带来的麻烦。至于吕惠卿与蔡京、章楶,那是无关紧要,此三人皆是文臣,他们若不愿意执行皇帝的内降指挥,他们自己会拒绝;他们要想顺水推舟,那也由得他们,但总之后果自负。
石越也理解韩维他们的处境,现在朝廷还在隐瞒深州失守的消息,但总有瞒不住的一天,到时候,汴京市民、士子,只怕都难以接受,韩维他们也会面临难以想象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之下,石越也不可能置身事外。
只不过,皇帝赵煦的这种自以为聪明的幼稚手法,实在是令石越哭笑不得。谁都知道他不过是玩弄小聪明,故意制造时间差,造成既成事实,来逼石越就范,他居然还能装成虚怀若谷、纳谏如流的姿态,石越实在不知道要说什么好。皇帝毕竟是皇帝,石越也不能逼他太过,倘若他真要干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或者死不认错,石越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但他要耍起小孩子的无赖来,石越却也无可奈何。
不仅是石越,连素来机灵多智的范翔也是傻了眼,张大嘴巴望着石越,“这……这……”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
石越苦笑着,吩咐石鉴收好手诏与札子,摇摇头,道:“这才叫视军国大事如儿戏呢。”说罢,挥挥手,又对范翔说道:“你速去请王厚与折可适他们过来罢,便说某有要事相商。”
七月十二日。阜城。
仁多保忠一大早起来,便率领仁多观国与一干将校,前去东光接应粮草。早在七月七日深州陷落之前,神射军便已经面临了意想不到的压力,据他的哨探报告,在乐寿失守之后,耶律信可能曾经在那里出现过,几个探子都在那里见着了数以千计的黑衣军。此后,他又接到阳信侯田烈武送来的信件,称职方馆在辽军的细作送了一份情报到河间府,据信耶律信有可能想要攻打永静军。
耶律信的目标十分明确,永静军处在永济渠的北段,东光县是宋朝整个河北地区粮食转运的重要码头,那里有无数的粮草,各种军资,还有船只。若能顺利夺取永静军,辽军不仅可以缓解补给的压力,而且可以封锁永济渠,让宋军在河北地区丧失主要的水路交通通道,从而增大河北宋军补给的难度——直到冬天河水封冻之前,永济渠对于宋军在粮草军资转运上的意义,都是无法估量的。永静军虽有教阅厢军驻守,还有一只小规模的内河水军协防,但倘若辽军果真大举压境,只怕也难以坚守。
如果不是姚兕意外的出现在深州,吸引了韩宝与萧岚的全部兵力,让耶律信无暇他顾,而不久后仁多保忠又抢占了有利的位置,辽军只怕早已对永静军用兵了。
现在深州的麻烦已经解决,据职方馆的情报,至少在入冬之前,辽军恐已无意继续南下,那么,仁多保忠也不难想见,如今对耶律信来说,最重要的无非便那么几件事:继续给大宋施加各种压力,守株待兔等待宋军北上,寻找重创宋军的机会。而要完成这些目标,辽军需要足够的粮草。倘若完全依赖国内的补给,对于辽国的国力,会是不小的损耗。所以,接下来进攻永静军,亦算是顺理成章之事。
仁多保忠相信在他已经占据先机的情况下,耶律信会采取两面夹击的策略,攻下深州的韩宝、萧岚在稍加休整之后,可能会转移到武强一带,一面佯攻冀州,牵制唐康、李浩部,而主力则与耶律信的某支军队,分别从武强、乐寿强行渡河,对他形成夹击之势。
对他有利的是,辽军没什么船只,只能临时征集、掠夺,所以最终可能还是要靠浮桥,为了保证万无一失,耶律信必然会利用宋军没有足够兵力防守苦河、黄河全部河段的弱点,派遣小队人马先行偷渡,以策万全。除此以外,他必定会到处设置疑兵,令宋军摸不透他的意向;甚至干脆让韩宝、萧岚先突破较易渡过的苦河,牵制他与唐康、李浩的兵力,然后他再从容渡河,攻击他的后背。
在这样的局势下,要防御辽军的进攻,仁多保忠就必须与唐康、李浩精诚合作。而让他暗暗叫苦的是,偏偏他们不久之前,还在互相攻讦。休说唐康、李浩,便是神射军内部,如今也是隐隐分成两派,一部分将校站在他仁多保忠一边,还有不少将校则站在郭元度一边。尽管这段时间仁多保忠费尽心思,加上石越与宣台三令五申,至少让他得到了所有军法官的公开支持,这使得郭元度与他的部下们不得不有所收敛,倒也无人敢违抗他的将令。但仁多保忠心里也很清楚,打仗的时候,他还是要靠这些将领的。一支靠军法官弹压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
因此,当他得知王厚抵达大名府后,便马上上书石越,请求王厚立即前来冀州。
只要有王厚在冀州坐镇,无论是骁胜军还是神射军,便没有人敢轻举妄动。这两只殿前司禁军中,有半数以上的将领,不是王厚的旧部,便是他老子王韶的旧部。许多人对“小阎王”怕得要死。
但石越与王厚却似乎不以为然,只是回信说已派了何畏之前来他的军中。石越给他下了份密令:若然郭元度敢不用命,他可以缚之送往大名,以何畏之代领其军。而对唐康、李浩,只是王厚以中军行营都总管的名义,给唐康、李浩下了将令,令二人须听仁多保忠节制,否则军法从事。
如此处分之后,石越与王厚便认为他们已经控制住了局面,可以高枕无忧了。但仁多保忠却不能不心怀惴惴:何畏之尚未至他军中,王厚的一纸军令,能否让唐康这种桀骜不驯之徒俯首听命,他也全无把握。
仁多保忠自己并不是什么胸怀宽广,不计旧怨之人。只不过他更擅于审时度势,明白屈己应时的道理。他心里面对唐康十分不满,也认为石越袒护唐康,因此未必没有不平。但是,他也并不想弄僵与唐康的关系。对他来说,他在大宋朝,有两个立身之本,其一是他在绍圣初立下的勤王保驾之功,这让已经故世的太皇太后与刚刚亲政的小皇帝,都对他信任有加,恩宠不绝,特别是如今小皇帝已经亲政,七年前所立功勋的政治回报,如今才刚刚开始;而另一件,就是处理好与石越的关系。仁多保忠十分清楚在大宋朝,仅有皇帝的宠信,却在文官之中没有强力的支援,任何人都是不可能谈得上如鱼得水的,而在绍圣一朝的文臣当中,惟一能对他不持偏见,不始终抱持防范心态的,暂时还只有石越。因此,些些不满,他也不能过于计较。与石越保持良好关系,才符合他的最大利益。既然如此,他就有必要修复与唐康的关系。
他确实也做出了姿态与努力。
他早猜到骁胜军与环州义勇会粮草不足,在深州失陷之后,唐康与李浩立即将主力撤回信都,只留少量兵力驻守衡水,便更加证实了他的猜测。原本他可以安然等着唐康、李浩来向他乞粮的,但是他却主动的让人给他们送过去数千石粮食与草料。他的好意也收到了一些回报,唐康与李浩果然派人送来札子,向他表示感谢。
虽说两军关系的进展也就仅此而已,但仁多保忠更加确信自己的正确。
在战争之中,谁控制了粮食供应,谁就占据着主动。
王厚到任后,亦数度行文给他,令他一定要守住永静军,大名府的运粮船只亦在源源不断的北上,无数的粮草军资,在东光卸货,宣台与王厚的意图昭然若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虽然西军远来,仍需要在大名府休整一段时间,养精蓄锐之后,方能北上,但未来大军的补给,肯定是要以永静军为主。
仁多保忠判断,王厚可能会拖到八月,才开始让西军北上。一来休整一个月,西军元气便可以完全恢复,他可以兵强马壮的北上;而拖到八月,辽军入侵已有四个月,正是锐气渐失,士卒渐生归心之时,不仅如此,八月份也是辽军补给面临最大考验的时候,四五月份,辽军自带补给,加上四处掠夺,粮草不会有困难,六七月份,虽然随军的粮草吃完,但耶律信处心积虑,必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包括国内运输,各地掠夺,仍可保无虞;但到了八月,大宋境内河北路北部正常生产被破坏,田间地里不会有什么粮食出产,而经过辽军四个月的洗劫,可以说是能抢到的他们都早已抢到,抢无可抢,一切粮草,便只能全靠着国内的转运,压力陡增自不用说。王厚只要加大对其粮道的骚扰,耶律信就不可能完全专心前面的战事。而除此之外,辽军的战马在外面打了四个月的仗,就算他们一人三马,也免不了死的死,病的病,不死不病,亦不免瘦弱掉膘。所谓彼消此涨,王厚不可能不善加利用。
然而耶律信也绝非善茬,数日来,仁多保忠不断接到报告,在东光县的北面与东面,出现了辽军活动的蛛丝马迹。他难以确定那是否是耶律信的疑兵,他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处处布防,只能一面令永静军知军加强戒备,一面加强对运粮部队的保护。
今日的这一批粮草,装满了三百多辆大车,是奉宣台的命令,准备由东光运往信都的——虽然信都东边便有黄河北流经过,但那是改道后的河道,漕运能力无法信任,远远不如永济渠安全可靠,因此即便是到信都的粮草,宣台选择的,也是走永济渠再转陆路。这么多的粮草,仁多保忠不敢掉以轻心,一大早便准备亲自去接应。
但他方出得城门,便听身后有数骑追来,这些人一面大声抽打着坐骑,一面大声喊叫着仁多保忠的官讳。他连忙勒马停住,令仁多观国前去询问。仁多观国领令前去,与那些人交谈数语,便领着那几人疾驰而来,到了跟前,仁多保忠不由吃了一惊,原来其中一个,却是他认得的,乃是宫中一名内侍,名唤高翔,早前被派在冀州信都督察递铺驿传诸事,实则亦有为皇家耳目之意,他不敢怠慢,急忙策马上前,问道:“高内使如何来此?”
那高翔却不答话,只是挥挥手,旁边一个从者——却是铺兵服色——连忙捧了一个木盒,送到他手中,他高高捧起,尖声道:“守义公,有皇上御批。”
仁多保忠大惊,慌忙滚身下马,跪在地上,口呼万岁,接过木盒,验过封漆,小心打开,细细读完,令身边的书记官收好,起身对高翔说道:“皇上旨意,下官已知。高内使远来辛苦,尚请暂回馆驿歇休,待下官办完这趟差使,晚上回来,再给内使接风洗尘。”
那高翔抱抱拳,道:“守义公美意,俺心领了。但如今正是国丧,实是多有不便。守义公亦不必客气,仍是军务要紧,待早日驱除胡虏,咱们凯旋回京,俺再来府上叨扰不迟。阜城俺便不逗留了,今日便回信都,那边亦有公务,只是要请守义公赐几个字,回去俺也好交差。”
“如此岂非令下官太过意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