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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明皇不作苞桑计（第8页）

这点，自负的章惇是绝对想不到的，他不可能认为自己的威信竟然会镇压不住朝堂上的反对者。但李清臣与小皇帝却是很清楚的，除了石越之外，其实也没有几个人选，能让朝中各派都认可，比如章惇，即使他有此能力，两府诸公也不会愿意坐视他立此大功，将来压到自己头上。

屈指数来，能够获得两府的认可，来取代石越坐镇指挥的宰臣，也只有韩维、范纯仁、韩忠彦三人而已。但这三人，韩维卧病，连御前会议都参加不了；范纯仁有威望而无能力，他绝不会接这差遣；韩忠彦则资历太浅，威信不足，只怕根本指挥不动王厚等将领。

因此，现在可以说是自赵煦继位以来，第一次真正的需要石越为他效力。尽管在此之前，石越已经为了他的统治做了许多不可或缺的事情，但是，那都不是赵煦主动想要的。

为此，赵煦不惜对石越主动示好，不但对石越与他的亲属不吝爵赏，连一些可能与石越关系亲密的大臣，他都刻意的予以重赏。小皇帝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下石越的，至少暂时是如此。这也让李清臣感觉到皇帝对收复幽蓟的热切，因为，皇帝这样做其实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石越的功业越来越大，威望越来越高，如果再让他收复幽蓟的话，君臣之间的关系恐怕就更难相处了，尾大不掉，将来发生难言之事的可能也不是没有……然而，为了北伐，赵煦甚至甘愿冒这样的风险，尽管现在看来，这个风险很小，因为石越流露出的退意，表示他不是那种贪权恋栈，不知进退的人。而只要石越真的能做到主动放弃现有的权位，那么，他们君臣之间是不会有任何矛盾的。

这也让李清臣此时的使命变得更加轻松。

如果石越真的是为了他的未来考虑而对北伐态度暖昧的话，那么，在李清臣看来，只要让石越弄清楚了皇帝的真实心意，他就能做出明智的选择。

现在激流勇退，不如北伐胜利之后再退。如果石越能够帮助小皇帝再打赢北伐这一仗，皇帝不会忘记他的功劳，只要到时候他能体面的致仕退隐，凭借着石越的功勋，兖州石家以后世世代代，都可以安享富贵了。

而且这也是对石越有好处的，不去说高宗皇帝收复幽蓟便封王爵的遗诏，如果石越真的成功收复幽蓟，到时候就算他隐退了，他的巨大威信，也依然能让他对汴京的朝局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会更加超然。更不用说，权位这种东西，如果不是迫不得己，谁又想真的放弃？北伐的战争可能会打上一年两载，那石越就又可以多做一年两载的右丞相，甚至是左丞相，这样的诱惑，就算石越再怎么样淡泊，也难以抗拒吧？

所以，惟一的问题，就只剩下了怎么样向石越晓示这些利害。

以他和石越的身份，就算是知交好友，很多话也是不能直言的，更不用说交浅言深了。李清臣与石越之间可谈不上什么深厚的私交，而且他为人也十分谨慎，和辽国多打几年仗就石越又能多做几年宰相这样的话，那是无论用怎么样委婉的方式，李清臣都不会说出口的。

幸好，这个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因为类似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所以早就有现成的办法可用——只要找一个合适的说客就行。

而到了河间府后，李清臣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说客——新晋的温江侯唐康。

早在汴京陛辞的时候，皇帝赵煦便跟他提到过唐康，皇帝对唐康赞不绝口，称其锐意敢为，不但有勇有谋，而且十分忠心，认为唐康很可能会支持北伐。在李清臣接见唐康的时候，这位温江侯果然也态度鲜明的表达了他支持北伐之意，并且认为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宋朝至少应该乘胜夺取辽国的南京道，永绝河北之患。

以唐康和石越的关系，李清臣几乎不用多想，便选中了唐康这个说客。自然，这些话他也不能亲自向唐康说，也用不着他亲自说。李清臣随行的亲信中，便有一人能言善道，还与唐康勉强算是故识。李清臣便遣了此人去游说唐康做说客，而唐康也没有让他失望，满口便答应下来。这其实也是李清臣意料之中的，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若说天底下最盼着石越继续做丞相的，唐康肯定要算一个。

因此，虽然唐康那边传回来的消息是石越并没有表态，但在李清臣看来，那是再正常不过的，这次正式会谈，才是石越正式表达他意见的时机。至于石越的最终态度，那应该是没有悬念了。

李清臣坐在一张黑漆矮榻上，心情颇为放松的打量着石越的这间书阁，这书阁由数间连通的厢房组成，他和石越会谈的这间厢房正在最里间，除了他和石越对坐的矮榻与方桌外，一张巨大的书案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书案上面，堆满了卷轴、折子。河间府的天气依旧寒冷，但是这厢房内却颇为暖和，应该是有他没有觉察到的取暖设施。李清臣还嗅到温暖的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应该是在某处点了香，他粗粗扫视，却没有发现香炉，李清臣为官清廉，生活颇为俭朴，自是也分辨不出香的名目。但他能猜到这香料应当十分名贵，在这方面，李清臣觉得石越更象真宗朝的名相寇准，生活比较奢侈，这间厢房虽然表面上看陈设比较简陋，但实际上，仅仅他们所坐的黑漆矮榻上面的座垫，李清臣便曾经在汴京大相国寺附近的一家商店看到过，标价三百贯！还有那书案上的端砚，李清臣一眼便看出那是绝品，价格岂码在十贯以上。如此种种，也让李清臣觉得石越到底不过是个凡人，他在很多方面到底不及王安石与司马光。若易地而处，是王安石或司马光遇到今日的局面，李清臣相信他们绝对会为国而无暇谋身，不会似石越这样，有诸多的算计与犹豫。

李清臣此刻在想什么，石越自然是猜不到的。他根本想不到，李清臣在拿自己和王安石、司马光做比较，如果知道的话，他大概会哑然失笑。死去的人总是最完美的，人类无时无刻不在用回忆欺骗自己，便拿李清臣来说，王安石姑且不论，司马光在世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可谈不上多么友好，再怎么说，李清臣的政见也是更倾向新党的。但是，现在李清臣这样的情况却并不算罕见，这是石越的又一项成就，他成功的将王安石与司马光推上了神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心中的这种印象将越发巩固。

只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现在，不仅仅是儒生，即便在平民百姓的心目中，王安石与司马光，也已然成了本朝最接近圣人的存在。甚至可以说，这二人，俨然就已是宋儒的代表，宋儒中的荀孟。而这其中，当然少不了桑充国与石越一明一暗的推波助澜，当河北战事正酣的时候，在桑充国的推动下，白水潭学院已经决定在学校之内，树起王安石与司马光的雕像，以纪念本朝这两位儒家圣人——这样的举动，不要说宋朝，远溯汉唐，也没有过这样的先例，这当中自然有石越的影子。

当然，这也并不全是石越的功劳，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人格魅力的确是非同一般的，这两个人，都是那种连恨之入骨的政敌，甚至是敌国君臣，都不好意思昧着良心过多诋毁的人物，因此，像李清臣这样身居高位，对二人也算知根知底的人物，才会那么自然的任由自己的回忆去美化他们，而毫无抗拒。

不过，此刻的石越心思却是全然不在于此，他坐在李清臣对面，抿着嘴唇，望着一脸微笑的李清臣，脑海里闪过的，却是李清臣辗转托唐康进行的那番游说。

这个李邦直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李清臣这些天见了多少人，石越虽然没有刻意的关注，但心里还是大概有数的。李清臣并不知道，折可适在见他时虽然力陈辽国之不可伐，但见过他之后，却深感皇帝北伐之志甚坚，又反过来密谏石越，倘若朝廷执意北伐，石越当勉为其难，同意北伐，以掌握北伐之主导权。为说服石越，折可适也搜罗了不少的情报，石越因此也得以知道河间府文武们对于北伐的大概看法——不出所料，果然绝大部分人都希望北伐。

但这并不足以让石越动摇。

真正让石越态度松动的，是一份来自汴京的书信——他曾经最为倚重、信任的幕僚潘照临的来信。

潘照临在信中，也力谏他一定要支持北伐。在信中，潘照临例举了无数的古代名臣的下场，痛陈善始者难善终，掌握权力容易，放弃权柄艰难，因为每一个曾经身居高位者，都不可能没有恨之入骨的敌人，区别只在于自己知道与否，如果草率的放弃权力，就会不可避免的遭到政敌的报复，若在汉唐，便很可能落个身死族灭的下场。本朝虽然宽厚，但正因如此，政敌不能置其于死地，为了防止其东山再起，就会转而攻击其政策，其当政之时所行之政，不论好与不好，皆必然受到政敌的疯狂攻击，以借此铲除其当政时的党羽，惟其如此，政敌才会安心。

潘照临更在信中直谏，认为石越过于乐观，以为自己根基深厚，朝野已无可惧之政敌，指出天下大势，变幻难测，吉凶祸福，常在皇帝一念之间。又以韩琦之事为例，称韩琦在英宗一朝的地位，不逊于今日石越之地位，定策两朝，对高宗皇帝赵顼之功，也不逊于今日石越对赵煦之功，甚至犹有过之，其余德望、朝野势力，皆与石越相仿佛，但当年赵顼为了厉行新法，便逐韩琦于河北，言不听，计不从，所行之政，皆与韩琦之言背道而驰。在世人看来，韩琦之晚年已让人羡慕，但对于韩琦这样的人物来说，其心中之痛苦，谁能知道？难道韩琦真的安于被朝廷表面尊崇、做个富家翁颐养天年么？眼睁睁看着朝廷之政走向他所认为的歪路却毫无办法，对韩琦这样的人物而言，实已是最大的折磨。

潘照临在信中直问，石越真的愿意学韩琦么？

更何况，赵煦心里对于石越的感激，只怕远远比不上当年赵顼对韩琦心中的感激。因为当年英宗是过继继承大统，韩琦的支持至关重要，这种功劳，是石越开多少疆辟多少土都比不上的。石越虽然也为赵煦顺立继位出了大力，但是平定石得一之乱的功劳，却并非石越一人的。这是石越比不了韩琦的地方。赵顼为了推行新法可以将韩琦赶回家乡，如果石越真的执意反对北伐，赵煦为了北伐又会对石越如何呢？

因此，潘照临劝石越事君之道，不可一味孤直。并批评当年石越事赵顼，颇知委婉，所以宋朝才有今日之盛，而如今石越权位已高，威望已重，小皇帝年幼，石越便渐失当年事高宗之心，不愿意曲意讨好小皇帝，过于看重宰臣的体面与威严，这是舍本而逐末。

潘照临又劝石越，正因为明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要下野，才应当极力给皇帝留个好印象。便如人与人之相交，第一面固然极重要，但最后的印象如何，更是至关重要。当年李夫人至死不让汉武帝见其最后一面，这其中的智慧，值得石越三思。是做一个阻扰小皇帝北伐事业的绊脚石前宰相下台，还是做一个兢兢业业辅佐皇帝完成北伐理想的前宰相下台，这关系到的，绝不止是石越一个人的荣辱。

潘照临不愧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石越的人之一。石越并没有公开表达反对北伐之意，但是，仅仅是从他的犹疑之中，潘照临便已然猜到石越的真实态度，尽管他也并不知道石越反对北伐的真实原因，可他的信却依然能直中要害。

石越想要什么，害怕什么，潘照临可以说是最清楚的。

宰相石越当然是想当的，但是迫不得己的话，也并非不能放弃。但是，石越绝对无法容忍人亡政息，他下台之后，他的事业就前功尽弃。到了石越这个年纪，以他的阅历与智慧，已然能够理解与接受“功不必由己成，名不必由己立”，他的政治理想与报负，不一定要全由自己来完成。事实上，这才是人生的常态，历史上有无数的经验教训，如果执意的坚持要由本人来完成自己的抱负，往往倒会事与愿违，造成极大的灾难。甚至是理想越伟大，灾祸就越深重。所以，这方面，石越还是能想得开的。

可是，如果随着自己的落幕，自己一手开创的事业竟然就此夭折，甚至走上回头路，或者走上一条歪路，这种心情……这个时候的石越，是完全的理解了他记忆中的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王安石听到免役法被废时的心情，那是用悲怆、绝望这样的词语来形容都嫌不够贴切的！

李夫人的故事，熟悉历史的石越当然是十分清楚的。后世所有后宫的嫔妃们，口中所说的榜样多半是唐太宗长孙皇后，但内心深处，她们想要学习的，一定是李夫人无疑。但石越以前可从未想过，自己要向李夫人学什么。毕竟，他是堂堂的宰相，而李夫人，只是一个以貌事人的宠妃而已。但是，被潘照临指出后，石越特意让人找出《史记》、《汉书》中相关章节，仔细又读了几遍后，竟然不得不承认潘照临说得没错，这位李夫人的智慧，的确值得所有行将下台的宰相们学习。

只要是涉及到权术，石越也不得不承认，潘照临总是对的。

因此，尽管石越并不认为他下台之后人亡政息的风险有多大，甚至认为小皇帝已然不可能逆转他所一手开创的大势，但他依然不敢将潘照临的劝谏等闲视之。

因为石越的出现与努力，新旧两党虽然斗争依旧，但是互相之间的怨恨却远远谈不上你死我活，甚至不少新党与旧党之间，虽然政见相左，但私底下却能成为儿女亲家——虽然这说明不了太多的东西，却至少表明了两党之间的矛盾并非极端尖锐。而所谓的“石党”，现在也已经根深蒂固，绝非赵煦所能轻易铲除。尤其是朝中三党，都分别控制或者对一批报纸有极大影响，又各自都有一批学院补充新鲜血液，而三党之间又互相牵制，互为制衡，可以说任何一位皇帝想要下手，都不免要投鼠忌器。昔年唐文宗尚且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而宋代文官之势力更远非李唐可比，事到如今，汴京禁中内无论是谁做皇帝，都已不可能有“去朝中朋党”的本事。

在此之前，宋朝面临的种种弊病，说到底，就是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国家推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官政府治理国家，因此不可避免在体制上会存在许多缺陷，尤其是文官政府与军队之间关系、文官政府内部党派关系的处理这两大难题，宋朝处理得都不尽如人意，最终导致了王朝的崩溃。

石越的改革虽然不能说有多完美，但确确实实对症下药了，他带来的变化，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宋朝原有体制在这两方面的缺陷，完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