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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明皇不作苞桑计（第13页）

范纯仁现在的态度，除了部分原因考虑到那些难民的命运外，他主要还是出于一贯的谨慎，反对速战，反对冒险。

范纯仁知道自己虽然是枢密使，却远远谈不上知兵善战，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短处，并且，乐于学习。与当时的其他文人一样，范纯仁也非常推崇蜀汉的丞相诸葛亮。他知道自己并没有诸葛亮的才能，但是，既然如诸葛亮那样的聪明人都一生谨慎，那么，才华远远不如他的自己，就没有理由不更加谨慎。

北伐并非不可以，但应当谋定而后动，做好充足的准备，宁可错失战机，不去追求兵贵神速，也要尽可能的不犯冒险急进的错误。这也是范纯仁极力的主张五年后再北伐的另一个原因。

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理由支持他的主张。

因为他知道自己能力的局限，所以，范纯仁也非常乐意了解有能力者的观点。在范纯仁的眼中，现在大宋所谓的“有能力者”，在宰执中，自然就是石越。而除此以外，则是枢密院的枢密会议。

对于枢密会议这个机构，自从做到枢密使后，范纯仁就深觉这个机构设置得极有必要，是非常好的一个机构。由年迈或不再领兵的军中宿将、曾经编撰精研兵法的文官、以及担任过诸如“走马承受”等职务或曾在职方馆立有大功的情报官员等等人员组成的枢密会议及其下属机构，给了范纯仁这个几乎完全不懂军事的枢密使极大的帮助。

在战争的过程中，枢密会议制作沙盘，进行各种推演，制定各种计划，提出各种建议，让范纯仁这个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文官，能够直观的了解战局的进展，理解各种军事行动的意义，做到了对于战局真正的了解，并且，枢密会议还不止一次的成功预测了战局的发展，更给了范纯仁极大的信心。

范纯仁甚至时不时冒出这样的念头——如果再进一步完善枢密会议这个机构，也许本朝的“将从中御”，可能就并非如以前许多人所批评的那样，仅仅是一种不可取的弊政了。虽然在这场战争中，枢密会议其实没有发挥太多的作用，主要只是他这个枢密使的智囊机构，但范纯仁有一种感觉，对于将“以文御武”视为基本国策的宋朝来说，枢密会议，很可能就是真正的正确答案。

因此，在北伐的问题上，范纯仁也非常重视枢密会议的建议，可惜的是，枢密会议对于北伐也是意见分歧。针对北伐出现的种种可能性，枢密会议向范纯仁提交了数十份报告，也就是说，在枢密会议的推演中，北伐可并不如汴京军民想像的那么乐观，而是至少有数十种可能性，其中固然有可能一鼓作气攻克析津府，收复山前山后诸州，甚至直接攻灭辽国，但也同样有可能乐极生悲，重蹈太宗皇帝北伐失利的覆辙。

而且，出现何种结果，有些取决于大宋，有些则取决于辽国的应对。

范纯仁无法判断哪一份报告会成为现实，但是，他再比对下石越对于北伐的暖昧态度，便觉得不能简单的将石越至今为止的暖昧，当成一种急流勇退的明哲保身之举。

因此，范纯仁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北伐的问题，应当更加谨慎一点。

然而，在这个问题，范纯仁是绝对的少数派。

汴京的现实是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军民，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北伐势在必行，而且人人都相信现在正是收复燕云的良机！

即使是他自己，要说夜半之时，他对自己的判断没有过怀疑，那也只是自欺欺人。

范纯仁在心里面，也隐隐的感觉到，他反对北伐，其实未必是出于理性，毕竟枢密会议的报告中，认为北伐最终可能获胜的报告还是要占多数的，石越至今也不曾以北伐就一定会失败为理由来明确反对北伐。许多的军中宿将，也都对北伐能够获胜持乐观态度。他之所以觉得应该谨慎，一小部分可能的确是因为同情那些难民，更多的，可能只是一种直觉，或者说是一种行事的本能。

也许，只是现在所有的北伐派，还未能真正说服他，让他感到安心而已。

这段时间以来关于北伐与否的争论，让范纯仁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了忐忑与迷惘。而几天前发生的户部尚书参知政事苏辙、御史中丞刘挚请辞事件，则更是让范纯仁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忧虑与不安。

这也是范纯仁今日决定抛开一切事务，也要去拜会一直卧病在家的左丞相韩维的原因。

这是谁都不曾预料的意外事件，可以说是在大宋朝野中投入了一颗巨大的震天雷也不为过。

事情的起因是前几天殿中侍御史杨畏、翰林侍读刑恕，利用皇帝在琼林苑召见的机会，突然弹劾御史中丞刘挚。

二人对刘挚的弹劾主要围绕两件事情，一是知登闻鼓院王巩任扬州通判时滥用私刑，却未被严惩，反而竟然可以出任知登闻鼓院这样的重要职务；一是阳翟知县赵仁恕贪赃枉法、私用酷刑、迫害无辜案。

这两桩案子，其实都是已经结案了的旧案子。赵仁恕的案子发生不久，这位阳翟知县，仗着自己父亲赵彦若是翰林学士，在任上胡作非为，贪赃枉法什么都是小事，关键是他私制酷刑，创造了诸如木蒸饼、木驴、木挟、木架子、石匣等等酷刑，以拷打犯人，简直是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结果被本路提刑官查悉告发，本来这案子没什么说的，但他父亲赵彦若却说那提刑官是王安礼的门生，而他曾经弹劾过王安礼，对方是故意报复。于是当时的高太后就下令这个案子，交由异地审判。谁知异地审判的推勘官，也就是主审官误会了高太后的意思，因为赵彦若是司马光推荐的旧党大佬，便以为高太后想保全赵家，故意轻判——但有宋一代，司法制度到了州一级以上，就比较完善，在主审的推勘官以外，还有独立的法官参预此案，这桩案子就被独立于主审官之外的录问官感觉到了不对，录问官不认可，朝廷只好另派法官审问，最终异地审判完结，赵仁恕罪证确凿，毫无疑问被司马光下令严惩。御史们也纷纷上表弹劾赵彦若，赵彦若也被罢官。

而王巩的案件，就更加简单，时间也更久远。平心而论，王巩的确是犯法了，但他的情节远没有赵仁恕这么恶劣，而且当时也被调离扬州，并且罚俸、增加磨勘年数，也算是被惩罚了。一般官员犯同样的法，也就是这样处理了。

但这两桩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犯案的人，都是御史中丞刘挚的姻亲！

赵仁恕一案，刘挚一直是抱持回避的态度，这本来也没什么不对，他并未包庇赵仁恕，而且事后刘挚也上表请罪了。如果只是这么一件事，那也不算什么。就算自己立身再正，谁又能保证自己的亲戚个个不犯法呢？何况那赵仁恕说到底是赵家的人，既不是刘家的人，也不是刘挚的女婿，刘挚就算想管，也管不到。

问题是，赵仁恕的案子，大家还记忆犹新，却又被翻出了王巩的案子。王巩的案子的确是小，如果单独这么一桩案子，谁都不好意思去说刘挚什么，可联系起赵仁恕的案子来，却就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一个亲家犯法是偶然，两个亲家犯法算什么？身为御史中丞，你结的亲家，个个都如此行为不检，你自己好意思说自己没责任么？

而且最重要的是，王巩现在还担任知登闻鼓院——正是御史台的下属机构！

就算不提王巩当年是否被轻判了，御史台的所有官员，都是必须有极高的道德要求的，而御史台的下属机构，竟然让一个有过污点的王巩出任主官？王巩但任此职的确是户部尚书苏辙举荐的，然而刘挚身为御史中丞，又是王巩的亲家，又岂能说自己对王巩的事情完全不知情？！

因此，当小皇帝将杨畏与刑恕的弹章交给刘挚之后，按照惯例，刘挚如果不想脸皮全失，被弹劾得灰溜溜的下台的话，也只能上表请辞，以全颜面了。

连带着户部尚书苏辙，也因为荐人不当，而不得不上表请辞。

而小皇帝也果断的接受了刘挚的辞职，下旨让刘挚以端明殿学士判光州，将他远远的打发到淮南去了。

虽然堂堂旧党三巨头之一，竟然因为这样莫名其妙的原因被罢御史中丞，不可避免的让许多旧党官员感到无法接受，甚至为刘挚抱屈。但同时他们却也无可奈何，因为身为御史中丞，理当所然应该有最高的道德标准，这样的事情，就算出现在宰执大臣身上，宰执大臣也得避位谢罪，何况是御史中丞。而且弹劾刘挚的，并不是新党或者石党，而是两名声名极好的旧党，杨畏是刘挚亲自推荐的，刑恕不仅是司马光的门生，而且和刘挚关系也很好。这件事情，任谁也不能随便往“党争”上联想，这最多只能算是旧党在清理门户。虽然也有一小部分人有所怀疑，比如有不少人怀疑杨畏其实是吕惠卿的人，是披着旧党皮的新党，也有人认为这件事情其实是杨畏、刑恕在迎合上意，故意罗织罪名，以赶走刘挚，但更多的人却都是怀疑幕后主使是旧党的另外两位巨头范纯仁或者吕大防。

接下来的发展似乎也证明了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小皇帝照顾了刘挚的面子，要知道端明殿学士一般是参知政事被罢相才会有的待遇，刘挚虽然是旧党三巨头之一，但地位毕竟是低于范纯仁、吕大防的。而接任御史中丞的人选，虽然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却也是任何一党都可以接受的人选。

新的御史中丞，既不是旧党希望的梁焘，也不是最近传闻中的新贵陈元凤，而是“默默无闻”的李之纯！

一个性格温和，立场偏向旧党但没有固定政见，为人正直，在士大夫和百姓中都口碑极好，很有才干的温和派官僚。

新御史中丞是李之纯，直是让范纯仁悄悄松了好大一口气。

做了这么多年宰相的范纯仁，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对于政治的本质，也有了自己的认识。他当然能够意识到刘挚罢御史中丞意味着什么。

自从绍圣高太后垂帘听政以来，或者说从熙宁后期开始，大宋朝廷便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政治结构，旧党、新党、石党三党形成了微妙而稳定的平衡，而在这种平衡中，旧党一直是最大的一个势力，但新党与石党也不遑多让，任何两党的结盟，都能压过第三党的力量。而这种稳定的政治结构，在绍圣年间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垂帘听政的高太后是倾向于旧党的，旧党的领袖司马光又拥有巨大的声望，而相对的，新党却因为吕惠卿的罢相受到巨大的打击，这使得旧党和石党的势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尤其是旧党，如果抛开石越的个人影响力不计，俨然已经发展到即使新党、石党联手，也难以抗衡的地步。而旧党能有这样的局面，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刘挚掌管御史台长达七年之久！